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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人治的较量--兼论德治 (最终修订稿)【可编辑版本】-www.gokv.tw

2019-04-29 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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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见,法律只是君主用来实现“人治”国的一个手段。法家的后期代表,其法治思想远远逊色于管仲。但人们仍以商鞅,韩非为例,认为法家主张的是法治。商鞅的确曾劝告国君要“不贵义而贵法?#20445;?#20219;法而治?#20445;?#20294;他也并不根本不要礼与德,他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私?#20445;ā?#21830;君书.更法?#32602;?#38889;非曾提出一系列“法治”口号,如“以法为本?#20445;?#26126;法者强,慢法者弱?#20445;?#19981;务德而务法?#20445;?#26126;主治吏不治民?#20445;?#19978;法而不上贤?#34180;#ā?#38889;非子.忠孝?#32602;?#20294;他和商鞅一样,都难以摆脱管仲法律工具论的影响。商鞅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20445;ā?#21830;君书.修权?#32602;?#38889;非则将“法”视为“帝之具?#34180;#ā?#38889;非子.定法?#32602;?#30001;此可见,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 以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墨家和道家。墨子提倡“尚贤?#20445;?#23578;同?#20445;?#23578;贤?#26412;?#26159;推崇贤人之治,这里的贤才不仅要具备孔子要求的“德?#20445;?#36824;要拥有墨子补充的“才能?#20445;?#20063;就是要德才兼备。“尚同?#26412;?#26159;要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人,小生产者渴望天下一统的迫切愿望。墨子的这?#36739;?#20027;张都是基于?#36828;?#35770;而产生的。表面上看,他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实践却贯彻了他的意图(见《墨子与中国文化?#32602;?#24352;守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又提出:“殚尽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34180;?#20154;们通常将此视为法律虚无论,实则不然。()老庄主张的“道”代替了“法?#20445;?#32780;“道”只有通过人才能修成,因此也是一种人治。?#28304;耍?#25105;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治成份比重很大。 (二)实践 ,罗马帝国 古希腊人关于人治与法治的理论很快就被征服他们的罗马人所接受。公元前年,罗马进入共和国时代。在共和国初期,罗马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执政官的权力太大。因此,前年,护民官阿尔萨要求制定限制执政官治权的成文法,并建议成立一个五人委?#34987;?#20026;拟定法律作准备。前年,罗马共和国派三人考察组前往希腊考察,研究梭伦法制和收集其他资料。考察组三年后回国,罗马即于前年创立了十二铜表法。罗马?#28304;?#36827;入法治社会。但罗马人的法律制度,只是形式上的“法治?#34180;?#27861;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力的公民。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27835;?#21697;,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罗马共和国最著名的法学家,柏拉图法治思想的优秀继承人西塞罗留给后人一句名言:“执政官是说话的法律,而法律是不说话。

2、三国时,曹操马践麦田,按军令他将被斩首,可在众人的劝戒及其私心的作祟下,他竟割发代首,破坏了自己定下的军法。之后魏律便规定“八议”制度。宋太祖的爱将李汉超借关南百姓钱财未还,抢民家姑娘作妾,老百姓告到?#20351;?#26469;了时,这位贤明之主却为之说情(见《中国古代执法断案史话》 朱寄云 孙庆明 金明烨 吉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第四,以思想,?#28304;剩?#25991;字论罪,施行野蛮,残酷的刑罚制度,在诉讼程序上实行刑讯逼供。如唐代时,武则天为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任用并授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滥施刑罚。明朝的嘉靖,其父生前并非天子,为了正名分,嘉靖违背封建礼制,将他下诏追封为“献?#23454;邸保?#24182;入太庙,?#22312;?#38459;的大臣大用刑罚。清朝雍正时,为打击反清力量,大兴文字狱。 不仅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对法律的轻视也流露于各种言论?#23567;?#22312;儒家“治人?#22791;?#20110;“治法”思想影响下,伦理道德扮演了宗教的角色,人们对它的服从大于对法律的服从,法家式的严刑酷法被看作法律的惟一可能观念,法律是刻薄?#35759;鰨?#19981;近人情的,而同态复仇,亲亲为相隐则在?#25353;?#31179;决狱”等非法律的做法下变得合情合理。西汉的刘安认为“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23567;!?#37325;视“贤者”在治国立法中的作用(见《&,lt,淮南子&,gt,与刘安的法律思想》 段秋关著 群众出版社年版 第-页)。三国时卫觊说:“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20445;?#35265;?#27573;?#20070;&,#,卫觊传?#32602;?#23435;代的范仲淹也认为“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20445;?#35265;曹刚著,《法律的道德批?#23567;罚?#27743;西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页)。清初纪昀编撰四库全书,在其所收集的古今著作目录中,法律著作只收集了不到十之二三。他解释说:“刑为盛世所不能?#24076;?#20134;为盛世所不尚,所以?#28304;?#26775;概而已。?#20445;?#35265;《韩德培文集?#32602;?#40644;进 刘?#32769;?#31561;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版 第页)。在民间,老百姓形成“和为贵?#20445;?#24525;为上”的厌诉心理,“官司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20445;?#19968;场官司十年仇”成为一?#20013;?#24565;,重情亲理,“关系网”成了礼拜的对象。 但不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少许法治成?#21482;?#26159;发挥了一些作用。首先,君主和官吏的教育不断加强。自宋代以来,开始设立“经筵讲读官?#20445;?#23450;期向?#23454;?#35762;授儒家思想和历代统治经验教训。其次,制度和法律逐渐周到完备。?#23454;?#36829;法,常有群?#23478;?#27861;律和司法制度为依据进行谏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34180;?#20877;次,儒家关于这方面政治思想的逐渐完备。如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20445;?#27861;者天下之理?#20445;?#36825;些言论被视为限制君权的理论武器。以上三个因素使?#20204;亍?/p>

3、地臣服于自己。 从表面上看,法治似乎博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但人治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这两种治理模式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治通过动员社会,任免官吏,立军令状,隔离观察?#30830;?#24335;控制疫情,法治则通过对现有法规作出及时的修?#27169;?#34917;充,解释消除隐患。人治与法治好比两个势均力敌的拳击手,谁也?#35805;?#27861;轻易打?#33503;?#26041;。它们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新千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重要?#19981;埃?#25552;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这一主张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理论界,法治论的统治地位受到置疑,德治,人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26410;?#29702;,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 本文试图从法治取代人治的历史进程入手,以自己不成熟的见解,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悬案,回答以上问题。在介绍若干人治论和法治论方面的专家学说和社会实践的同时,笔者也想指出人治与法治两种模式各?#28304;?#22312;的利与弊,让读者看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25945;? (一)理论 ,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论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法学界认为那儿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摇篮。很多人一提?#36739;?#33098;,就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和雅典宪法。如果我们仔?#24178;?#26597;那段历史,不?#36874;?#29616;当时也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 自梭伦变法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诸如雅典三十寡头政治的僭主现象,在?#31508;备鞒前?#36824;是时有发生。在古希腊的学术界,关于人治法治的争论主要表?#27835;?#23562;重法律与尊重智慧,法律统治与智慧统治的相互关系极其优劣良莠问题。 “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是西方历史?#31995;?#19968;个崇尚法治的学者。他建议将最高治权(主权)寄托于“法律?#20445;?#22240;为治权者寄托于任何“个人?#20445;?#37117;难免感情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24049;?#30340;政制?#34180;?#22240;此“人治不如法治”(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26412;?#21830;务印书馆年版]第页注释[])。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也赞同法治,他倡导?#21069;?#27861;律,要求“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32602;?#23601;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智者学派中的普罗泰戈拉同样主张保卫法律,但他又主张保卫风俗和传统道德,这可以看作是人治法治结合论的萌?#20426;?#21476;代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明确提出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主张。他既告诫人们要遵守法律,又认为“优秀的人本性命定了来发号施令的。”所以“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是适宜的。”(见周辅成?#27573;?#26041;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页,?#26412;?#21830;务出版社,年版)。另一智者希庇亚则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这可以说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最早。

4、外地属于人民,所以只要他们的君主滥用权力,人民便可以起来限制他,惩罚他,我们却不能不反对这?#24544;?#35265;。这?#24544;?#35265;过去已经招致了什么祸事,如果人民一旦全部支?#32456;?#31181;见解的话,将来还会继续发生什么祸患,每个明智的人都看得出来。”对于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有一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26263;本?#20027;能善用权力时,人们应该服从他,而当他滥用权力?#26412;?#35813;轮到他来听人民的话了。”因为人民没有“强迫或命令君主的权力。”格老秀斯极力鼓吹政府和君主的无限权力,认为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个政府和君主,因而遭致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批?#23567;?#20182;的同胞斯宾诺莎就是其中一人。他主张最高掌权者应受法律约束,在未完成的《神学政治论?#32602;?#24180;)一书中,他提到:“对于执政的最高掌权者来说,不可能一方面酗酒狎妓,赤身墨体,粉墨登场,公然破坏和蔑视自己颁布的法令,一方面还保持统治者的威?#24076;?#36825;就像是与存在同时又不存在一样不可能。”他还大胆地提出:“其实,君主并不是神,而时常人……所以,如果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个人的变幻无常的意愿,那么就不会有稳定性了。” 在英国,霍布斯支持君主专制的政府,他基本上接受了布丹的主权学说,认为主权是一?#27835;?#38480;的权力。“主权不论是象君主国家那样操于一人之手,还是象平民或贵族国家那样操于一个议会之手,都是人们能想象得到使他有多大,他就有多大。”在《利维坦》一书中,他继续写道:“国家的主权者不论是个人还是议会,都不服从国法。”他解释道:主权者是“愿意不受约束就可以不受约束的人?#20445;?#22240;此主权者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基于这种理由,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统治的主张是错误的。哈林顿反对霍布斯的理论,他坚决捍卫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并将“共和国的政府”界定为“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针对霍布斯的主权论,他提出“主权是一个必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他认为权力应限制在理性和美德的?#27573;?#20043;内,而不能以情欲与邪恶为?#27573;А?#20182;还提出“人民的恶是由统治者造成的,统治者的恶则是由法律或法令造成的。至于法律或法令的恶则是由立法者造成的。”因而应健全法制,“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24199;?#22269;的另一人治论者菲尔麦与霍布斯一样,不停为王权辩护,宣扬君权神授和君权无限的理论,提出“君主的地位优于法律?#20445;?#21531;主高于法律?#20445;?#22312;一个君主制国家中,君主必须超出法律之上。”而洛克则对菲尔麦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一个不重视法律的政府,就他看来是“一?#32456;?#27835;上不可?#23478;?#30340;事情,非人类的能力所能想象,而且是与人类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人的。

5、 法治与人治的较量--兼论德治 (最终修订稿)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总觉得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而将人治,德治避而不提。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从而使人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26410;?#29702;,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与法治之争着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27835;?#20010;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抗击非典斗争引出对法治优越论的置疑,并联系江泽民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主张,提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法治各有所长,应从历史角度加以审视,第二?#20102;?#37096;分是正文,分别?#25945;?#20013;西方古代,中世?#22270;?#36817;代,现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世?#22270;?#36817;代西方,近代中国,前苏联和新中国这几大块的人治,法治之争。第五部分是结论,先总结前面的内容,提出人治与法治是可以结合的,并由此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作深入?#27835;觶?#20027;张德治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德治是人治的主要表 现形式。 主题词:法治 人治 德治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it is the best administration way to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men ,the rule of virtue be avoided without mentioning. Recently,Comrade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making how relation of three deal with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become a problem badly in need of solution of theory circle and practice circle .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set about from the battle between 。

6、天赋权力,要保障这些权力,就必须实行法治。洛?#24605;?#25215;了哈林顿的“法治共和国”思想,提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法制完备并认真执行法律的国家。()政府应该以正式发布的既定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威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荷兰,英国关于人治与法治的思想争论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法,德,美,意等国的资产?#20934;?#38761;命,同时,也给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崭新空间。 (二)实践 ,专制主义与资产?#20934;?#22823;革命 封建专制主义与新兴资本主义必然是水火不容的。我们可以以英国为例,来看看专制君主是怎样与资产?#20934;?#26007;争的。 詹姆士,这个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君主,在就任苏格兰国王时即已接受布丹的思想,并提出:法律总是来源于国王的,“国王高于法律,他是法律的创造者和赋予效力者。”一个好国王遵守法律是出于自由意志,他的守法不能与臣民的守法相提并论。在他与年当上英国国王之后,更是信奉专制君主理论和君权神授学说。在年和年的两次?#19981;?#20013;,他提出国王应当受法律约束的说法构成判国罪。年,他在议会作演?#27531;?#31216;:“国王不仅是?#31995;?#20110;尘世间的副官,享有?#31995;?#30340;王位。他们对其?#29992;?#26377;役使或不役使,擢升或贬谪及操生杀大权,审判所有?#29992;?#21450;讼事之权,除?#31995;?#22806;不对任何人负责。”年,詹姆士与大法官科克就教会司法权与并立的世俗司法权的问题展开争论。詹姆士主张:既然他是?#31995;?#20043;下的最高法官,他就能够在两者之间作出裁断。科克反对说,根据英国悠久法律,这样的问题在过去一直是法院管辖的事情。詹姆士说,他认为法律的设立基于理性,而和法官一样,他和其他人都是理性的。?#28304;耍?#31185;克回答:“的确,?#31995;?#36171;予陛下卓越的学识和不凡的天?#24120;?#20294;是陛下并不精通英国的法律,以及关于生命,继承,物品及其臣民命运的诉?#24076;?#21028;决它们的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人为的理性和法律判决。在一个人获得对法律的认识前,法律是需要长期学习和经验的艺术:法律是审理臣民诉讼的最佳手段,他保护着陛下的安全和和平。”詹姆士说,若他应?#24330;?#23432;法律,确认这一点的理由是什么。科克答道,正如布雷克顿所言:“国王在臣民之上,但在?#31995;?#21644;法律之下。”詹姆士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指责,但过?#24605;?#24180;后,他解除了科?#35828;?#32844;务,因其一贯阻碍他的意愿。() 詹姆士之后,查理一世继位,他也是专制思想的虔诚信?#20581;?#20182;未经议会允许非法征收船税,挑战法律至上的原则,引发了年的?#25353;?#38065;”案。这也是人治与法治斗争的一个近代范例。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国王的代理律师说,“国王的征税是政府的行为,不得加?#22312;?#31350;的。

7、dern West, modern China,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China.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it is summarized above content firstly , proposed that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be combined, and therefore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Comrade Jiang Zemin ,and put forward that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by law have no big relation , rule of virtue is the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by rule of men. Keyword: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目录 一,导论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25945;? (一)理论 ,古希腊的人治论与法治论 ,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二)实践 ,罗马帝国 ,中国封建社会 三,中世?#22270;?#36817;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25945;? (一)理论 ,中世纪托马斯等人的思想 ,启蒙运动时的思想 (二)实践 ,专制主义与资产?#20934;?#22823;革命,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四,新中国与前苏联有关人治与法治的?#25945;? (一)理论 ,维?#20102;?#22522;等人的思想 ,中国的人治法治大讨论 (二)实践 ,前苏联的法治之路 ,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五,结论 一,导论 人治与法治谁优谁劣,向来存在争论。主张人治的人说,人与人不同,有一部分人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而取得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地引领人们永远沿着正确的?#36739;?#34892;走。在人治者眼里,法律是智者调度别人的工具,是统治者手持的利器,而法治论者则告诉人们,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它自己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平等。

8、之后的法治不但没有削弱,而?#19968;?#22312;逐渐增强,当然前提是法治必须在人治占主导的大环境下发展与生存。这种法治显然是脆弱的。《大清律例?#20998;性?#26377;一“律”曰:?#26696;改?#22312;,子孙不许分财异?#21360;!?#19968;日,清帝兴之所至,忽地援笔?#20581;?#20363;”曰“其父?#24863;?#20196;?#27835;?#32773;听。?#26412;?#36825;样,?#23454;?#36731;轻一笔,一个法条被捅破了。因此,中华帝国出现的盛世景象,往往是人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如闻名于世的大唐“贞观之治?#22467;?#23601;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带头严于执法。他曾表示:“法者?#35831;?#19968;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另外,他还大胆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23452;?#33391;等治世之才。回顾这些历史,可以为我们后面的论述作一铺垫。 三,中世?#22270;?#36817;代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25945;? (一)理论 ,中世纪托马斯等人的思想 在晚期罗马世界,即中世纪早期,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并没有?#33391;?#19979;来,只不过在神权和君权的面纱下变得比较模糊。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主张国王不受刑法处罚,但他也说:“?#23454;?#21046;是为了法律,那么他应首先尊重法律。圣奥古?#33503;?#21463;他的影响,提出了有了法律,人就可以向他的激情宣战(见《论原罪?#32602;?#21516;时?#27835;?#32599;马君主专制辩护,说“服从君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准则。?#27604;?#32500;利亚的圣伊西多尔则告诫统治者:“只有他自己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他才能让法律约束所有的人。”法兰克的查理大帝的老师阿尔昆在若干个世纪后也表示了对法律的推崇。(以下内容主要参见J.M.凯利著,王笑红译,?#27573;?#26041;法律思想简史?#32602;?#27861;律出版社年月版) 到了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年格里高利七世发动教皇革命,使罗马法成为教会法的一个侍女之后,“法律至上”还是“君主至上”进一步成为人治与法治论战的中心话题。世纪意大利的格拉提安最先提出“君主要受他们的法律的拘束并依据其法律而生活。”稍后,英国的?#24049;?#32487;承了西塞罗的法治思想,提出“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拿起武器反对他。”不久,英国的人治论者奈杰尔主教就对上述观点予以批驳,宣称统治者的行为“不应为其臣民评判和谴责?#20445;?#20182;们是?#31995;?#25152;批准的唯一管理其臣民的人?#20445;?#20854;任命或引退取决于?#31995;?#32780;非人类的决定。 世纪,意大利的阿库修斯说:“没有人可以判断国王的行为。”圣托马斯.阿奎?#20146;?#32467;了前人的思想,提出在涉及法律的约束力时,统治者是高于法律的,而在涉及法律的?#21040;?#25928;力时,统治者对之是自愿并按照其规定行事的。他还提出:“统治者可以在适宜的情形下,在适宜的时间和场合改变法律。”另外,他还赋予统治者在特定案件中为求得正义而舍弃法律的权利。()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圣托马斯并非崇尚法治,而是提倡人与法。

9、思想界一度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此,笔者打算从儒,法,墨,道四家入手,对中国历史上这四个影响颇大的学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进行?#27835;觥?#37325;点在儒家与法家。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在笔者看来,并非完全如此。?#21364;?#20754;家说起,孔子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人治论者。他曾说:周文王,武王关于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业绩,都记载在书本上。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够执行文武之道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没有这样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为政在人。”他还认为“政?#20445;?#21009;”的效果有限,只有“德?#20445;?#31036;”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很多人?#28304;?#23601;认为孔子崇尚人治,反对法治。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孔子还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180;#ā?#35770;语.子路?#32602;?#20182;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孟子也被大众视为人治论的代表。人们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34180;#ā?#23391;子&,#,滕文公上?#32602;?#24182;?#28304;?#35770;证他是拥护君主专制的人治政体。但他所谓的“惟仁者宜在高位”是建立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23567;?#30340;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他实际上是一个贤人与良法并重的思想家。荀子是儒家集成大者,他一反孔孟的“人性本善?#20445;?#25552;出了?#36828;?#35770;,但由于他提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贤人当政,而不在有无?#24049;?#30340;法律,因此也被人们视为人治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在发挥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20848;?#20102;法对国家统治者的重要。如”法者,治之端也?#20445;?#21482;要具备法治,佐贤,民愿,俗善四个条件就可以称王。他从法治和人治相辅相成的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本思想,“君子者法之原也?#20445;?#21531;子者治之原也。?#20445;ā?#33600;子.君道?#32602;?#26377;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曾闻也。?#20445;ā?#33600;子.王制?#32602;?#20877;看法家,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并?#28304;斯?#24314;其法治理论。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法治,人治下定义:“以法役人谓之法治,以人役人谓之人治?#20445;?#24182;认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虑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34180;#ā?#31649;子.明法解?#32602;?#19978;不行法,则民不从?#34180;#ā?#31649;子.法法?#32602;?#27861;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34180;?(《管子.七臣七君?#32602;?#35748;为法律不光只管老百姓。基于这些言论,故有人视之为世界法治之鼻祖。()管仲一区区齐国之祖,真能称得上这一雅号吗。笔者认为不是,管仲也说过:“夫生于法者君也,守法者?#23478;玻?#27861;于法者民也。?#20445;ā?#31649;子.任法?#32602;?/p>

10、的执政官?#34180;?#20182;的本意是提高法律的地位,可由于此语的模棱两可,人们在实践中却把其误解为只要执政官是合法的,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下部分主要参考程燎原 江山著《法治与政府权威?#32602;?#28165;华大学出版社年月版) 因此,不论是共和国的十二铜表法还是西塞罗等政治家为建立平衡政体所作的努力都没有?#20048;?#32599;马共和国的瓦解和帝国的兴起。公元前年,西塞罗因反对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而被推上刑场,一个时代结束了。前年,屋大维开创?#35828;?#22269;的历史。形式上的法治也被彻底的人治所代替了。在屋大维死后的年内,人治政体下的贤明君主,数得上名字得只有狄度,纳瓦尔,图拉真,安东尼?#21149;ⅲ?#39532;克.奥勒留等几位。其余的都是有名的暴君。暴君卡里古拉曾当着众人的面说:“?#20146;。?#25105;有权对任何人采取任何行动?#34180;?#22312;一次丰盛的宴会上,他?#22312;?#23194;地问他为何哈哈大笑的两位执政官说:“因为只要我一点?#32602;?#20320;们两人的喉咙就能就割断。”尼禄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拉塞亚受到了惩罚,因为尼禄觉得他长相阴沉,像一个教师爷。 值得一提的是,帝国时代的君主们?#23478;?#34987;人们称为“恺撒”而引以为荣。共和国末期的恺撒大帝历来被人们视为是一名贤君,可这主要是基于他的战功显赫,他的擅断政治也丝毫不亚于帝国时代的上述暴君。恺撒曾公开发表言论:“现在人们跟我?#19981;?#24212;当更慎重周到点,应当把我的话视为法律?#34180;?#20182;经常引用欧里?#25317;?#26031;的一句话:“如果人必须做坏事,那么为了王权而做坏事是最好的。”一次,面包师端给客人的面包和端给主人的不同,他竟给面包师戴上脚镣。这一形象,成为帝政暴君效仿的对象。 帝国时代的法学,由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往往是屈从于政治的。卡里古拉一心想废除法学家的研究工作。他经常恐吓说,老天作证,他要留心不让法学家的任何解释违背他的意?#23613;?#19968;位双?#28212;?#26126;的法学家因其家谱中保存着恺撒的谋杀者卡里乌斯的肖像而被尼禄判为有罪。法学家彭波尼提出设立君主,就应该赋予他一项权力,即他制定的东西均需遵守。盖?#20154;?#20063;指出:“君主谕令.......具有法律的效力,因为?#23454;?#26412;人根据法律获得治权。”这里,他所说的法律是《王权法》。乌尔?#21149;?#20063;相信罗马人民通过该法赋予?#23454;?#26368;高的权力。他主张”国王不受制于法律?#22467;盎实?#30340;决定具有法律的效力?#34180;?#24085;比尼安以前拥护君主专制的立场,在年塞维鲁的两位?#39318;?#30340;争权斗争中,他转而反对?#39318;?#21345;拉卡拉暗杀其?#20540;埽?#24182;拒绝为卡拉卡拉的可耻行为?#38789;?#25252;,结果被其处死,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直到帝国时代结束,罗马才恢复了一些法治气息。在查士丁尼《法典》中,曾记载了之前的帝。

11、国时代末期,罗马?#23454;鄣野?#22810;西和瓦伦廷二帝告诉地方长官沃伦修斯说:“统治者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是一个应享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说法:因为,甚至我们的权威也取决于法律。而且,事实上,权力应服从于法律对政府而言是最重要的?#34180;?#36825;可能是罗马帝国的?#23454;?#20204;要求法治的唯一记载。 ,中国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被大多数现代学者视为人治社会,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 不仅存在占统治地位的人治,还带有一些法治成分(以下内容主要参见《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32602;?#31069;总斌,《?#26412;?#22823;学学报》年第期)。 先秦法家虽然并非主张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他们却一向被习惯于人治的人们看作是力主法治的。秦代将其思想付诸实践,但在当时社会的种种条件下,很难让人们接受。和罗马共和国一样,秦朝的法律制度也是形式上的法治。首先,秦始皇超越任何“法?#20445;?#29420;断”一切,自无法制可言。其次,秦始皇习惯“任心而?#23567;保?#31206;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只有看他的脸色行事,?#23567;?#19978;”不?#23567;?#27861;?#34180;?#20877;次,秦朝虽有对地方官吏的法律约束,但这些条件都概括力不强,类似于《汉穆拉比法典》中的具体情况具体?#27835;觥?#22240;此很多律外情况只得让地方官吏另行决断。最后,由于?#31508;本?#27982;不发达,交通闭塞,中央对地方,郡对县的监督控制都十分薄弱,这导致官吏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人治。比罗马共和国?#29616;?#30340;是,秦还将法推向了一个极端,动辄严刑峻法,赭衣塞?#32602;?#32456;于使不甘受专制高压统治的人们揭竿而起,秦只存在了数十年就被推翻了。 秦以后的朝代,吸取了秦亡于酷法的教训,从汉朝采用董仲舒“?#24449;?#30334;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人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主要地位,“明儒暗法”成为维护统治的真实写照。人们在儒家人治思想的大前提下推行法家的法治,具体表现在:首先,法律出自皇权,法律维护皇权,法律的权威源于政府权威。如西汉时,有人责备廷?#24452;?#21608;不按法办案,只按汉武帝意旨治狱,杜周回答道:君主的“所是?#26412;?#26159;法令(见《儒家文明?#32602;?#39532;振铎 徐远和 郑家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其次,司法隶属于行政,没有独立的审判权。自秦始皇以后,?#23454;?#37117;?#19981;断?#25152;罗门,路易九世(中世纪法国国王,不习法律,却以善断而闻名)那样亲自审案(见周天玮著《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32602;?#21830;务印书馆年版,第页),如汉光武帝“常临朝听?#24076;?#36524;决疑事。”宋太宗“在御,常躬听?#24076;?#22312;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第三,贵族官僚地主在法律之上享有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划分,更是让其出了问题可以逃避责任。如。

12、代表。 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时代,上述思想被继承并加以发挥。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22467;?#22240;此统治者应该是有知识的治国之才。他把统治者比作老练的航海专家,而被统治的人民则相当于船的所有者?#25353;?#19978;的一切其他人,他们?#23478;?#26381;从于这个有知识的行家。他视帝王之术为最尊贵的才能,最高贵的才艺。其人治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但他也重视法律,认为僭主政体不依法而依统治者的意?#23613;?#20182;还指示人们前往“只需服从法律的?#21069;睢比ァ?#20026;了捍卫雅典?#21069;?#27861;律的尊?#24076;?#23653;行其认为应该履行的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25509;?#20599;生。()从这一点看,苏氏的法治重于人治。作为苏氏学生的柏拉图,他受埃及等级制及好?#36873;?#26126;君”阿启泰,狄翁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由?#32610;?#23398;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表示出对法律的不信任,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20445;?#26080;异于“在?#23576;?#22836;蛇的?#28304;薄!?#22312;哲学?#39029;?#20026;?#21069;?#30340;统治者之前,无论?#21069;?#36824;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20445;?#35265;柏拉图著《理想国?#32602;?#37101;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到了晚年,由于现实经历的打击(主要是身陷囹圄和好?#35757;?#32705;被害),其思想自《政治家?#20223;?#31508;?#26412;?#20174;人治转向法治。到《法律篇》时,他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循他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34180;?#20294;他仍觉得好的独裁者与出色的立法者相结合是最完美的,“法律和规则”只能作为“知识”的“第二种替代物” (见柏拉图著《法律篇?#32602;?#24352;智仁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页)。人治在柏氏心目中还是重于法治的。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不赞同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24433;?#27663;的法治理论入手,将其第二套治国方案加以吸收,提出了法律主治的思想。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他提出“我们许可的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34180;?#20182;对这一命题加以论证后,又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22312;故停骸?#23545;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24049;?#30340;法律。”但亚氏在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的同时,并没抹杀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认为“如果既是贤良政治,那就不会乱法”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26412;?#21830;务印书馆年版]第-,页)。他觉得有才德的人执政并由人民监督其依法治理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氏存在相通之处。 ,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在中国先秦时期。

13、的统一。而在年,英国大法官布雷克顿主张“法律高于国王?#20445;?#20182;说“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31995;?#21644;法。”后来这一名言时常被法治论者引用。同时代的法国人菲利普博马努瓦也是一个人法统一论者,他要求贵族必须守法并要监督其臣民守法,因为国王自己也是如此,但他的重心不是国王应受法律约束,而是极力维护和扩大王权。 世纪,意大利的马西利在年完成的《和平的保卫者》中,反对神权,为王权张?#20426;?#32780;巴尔?#26032;?#21644;其学生巴尔都斯则认为统治者自己不受法律的约束。巴尔?#26032;?#35748;为,但凡国王基于某种认识而为某一行为,他不应受任何法律的阻碍。巴尔都斯则主张国王充分享有权力,但凡他依据某种认识而为一行为,没有人可?#36828;?#20182;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世纪,英国大法官福特斯丘为国王的权力作?#31169;?#23450;和解释,并强调国王不能逾越法律,因为即使与国王的命令相违?#24120;?#27861;官也必须依据法律作出判决。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28304;?#25345;一中立态度,在《君主论》中,他主张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中,他又对法国限制君权的法律表示赞同。晚期的梅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治论者,他认为国王的确有权发?#22025;?#21453;法律的命令,只要他在形式上没有违反法律。 到了中世纪的最后时期,世纪,上述争论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时期。年,马丁.路德在《论世俗权威》中,确认了?#31995;?#25480;予统治者?#33073;?#25196;善的绝对权力,他说,即便法律也不是高于统治者的,因为正如所罗门一样,国王可以寻求?#31995;?#30340;直接指?#23613;?#32780;法国的让.布丹在年的《国家论?#32602;?#20845;卷)中也提出:“君主无论如何不能受自己的法律命令限制。教皇不能自己限制自己,同理,主权者也不能自己约束自己,即使他自己愿意,也是不可以的。”主权的本质在于统治者不受法律的约束。但他又注意到王国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20445;?#21463;制于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专横意?#23613;?#19978;述理论得到了法国的黎塞留首相和图卢兹学派的支持,但也受到苏若?#27169;?#27861;国教士德塞赛尔,法国学者居雅?#26775;?#21776;奈?#26775;?#22885;特芒,贝托及西班牙人马里亚纳的反对。 总的来说,中世纪,特别是中后期的思想,为启蒙运动作好了理论准备。 ,启蒙运动时的思想 启蒙运动时期,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发展到高?#34180;?#22312;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及德国等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思想家。在此,我们打算主要?#27835;?#19968;下论战最激烈的荷兰和英国。其争论的核心是支持封建专制还是反对封建专制(支持民主共和)。 在荷兰,格老秀斯倡导和支持专制主义,在《战争与和平法?#32602;?#24180;)一书中,他论述了君主主权论的思想。他:“有的人认为,最高权力永无例。

14、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 after clarfy the relation of two,it is discussed the rule of virtue , in the hope of obtain a shortcut 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article divide into five parts altogether,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t is quoted from the struggle against SARS that there was an doubt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is superior,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new opinion that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Jiang Zemin , it is proposed that rule of law having deficiency,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have their own strong points each ,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closely,Arrange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part is the maintext,it is probed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m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in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cient times, Middle Ages, modern times) separately , Introduced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in ancient Greece and period forward to Qin, Rome empire and Chinese feudal society, Middle Ages and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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